北京市日前公布的落实地产调控“国八条”的限购政策，与上海和重庆的房地产税政策非常不同，“北京”特点鲜明。上海和重庆的房地产税政策，是从市场原则出发，对超出常规居住面积需求的住房投资和奢侈性住房投资进行征税，以提高地产投资的经济成本的方式，来抑制住房投资以及投资性购买导致的普遍性房价上涨。 上海与重庆的房产税政策，从低税率和少数人投资者那里开始，为长期性的、更完善的房产税政策提供基础，并且丰富了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财政资金来源，具有长期可行性和市场化的调控效果。 　　

   北京市的新调控政策则回避了“普适性”的房产税政策，不对投资性住房和奢侈性住房投资征税，选择了严格的限购政策，并且根据已经饱受诟病的“户籍”制度，对限购设置了不同的标准。和上海、重庆的房产税政策相比，北京市的调控政策面对的最大问题，首先在调控可持续性上。也就是说，直接禁止购买的地产调控政策，必然要遭遇能够维系多久的问题。一旦限购停止，北京市的房价恐怕将遭遇报复性的大幅反弹。同时由于限购导致的“存量房”价值飙升，那么存量二套房的“租金”的大幅上涨，也就具备了条件，因为限购本身限制的需求是有限的，它更多只是限制了需求实现的机会和途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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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 其次，实行限购的行政成本和监督成本远大于实行房地产税的行政成本。 如果综合衡量公共利益从不同政策中获得的回报的话，差距就更为明显。实行任何一种调控政策，都会有行政投入和财政成本。如果根据从短期目标着眼的非市场化政策入手，建立种种操作规则和人力资源，随着短期目标的变化，这些行政投入随即就会成为不再有产出的资源浪费。但是从长期目标出发的房产税政策，每一个程序的行政成本和公共投入，都会长期发挥产出效应。 　

　以限制购房来调控地产市场，和以停止土地招牌挂、加入各种行政性控制来决定土地交易类似，恐怕都带有行政性手段复辟的特点，并且给行政权力寻租留下了更多空间。事实上，对于当前的房地产泡沫，政府完全有市场化的金融政策和税收政策手段来进行调控，比如在银行存款利率上停止负利率政策，对存量和新购二套房的奢侈面积和奢侈性的一套房进行房产税征税，提高投资性购买成本。目前北京市政府选择的限购政策，对控制北京市的房价短期内也许会效果明显，但长期效果堪忧。此外，如果投资者们预期限购政策不会长久，那么短期内的价格下跌也难于保证